本文摘要：文：房宁政治学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造福民众的学问。

文：房宁政治学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造福民众的学问。政治学泉源于政治实践，又应用于政治实践。现今世中国政治学起源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曾经遭遇的内忧外患，生长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专制、寻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和建设茂盛民主文明和谐新社会的历程之中。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配景下，中国政治学面临着历史性的生长机缘和挑战：一方面，实践为政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工具，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富厚滋养；另一方面，时代对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满足新的时代要求，不能与时俱进，政治学就要落伍。中国的政治学要跟上急速生长的时代，就要以今世政治实践为主要研究工具，密切关注中国与世界生长的实践历程，创新政治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革新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政治学学科曾经短暂存在，但接踵而来的是遭遇了严重挫折与停滞。20世纪50年月中后期，政治学专门化的教学与研究中断，幷入其他相关相近学科，恒久陷于停顿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生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获得了恢复。在革新开放实践的推动下，陪同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历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政治学界自身的努力之下，政治学获得了一定的生长，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生长及其取得的结果主要体现爲三个方面：第一，比力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革新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者比力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问题的思想和叙述。同时也凭据前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整理出了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理论。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和比力重要的结果有：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论民主》，以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结果《政治学概论》等。第二，比力全面地先容了西方政治学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取消政治学系，将政治学有关研究和教学划分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産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和专业。在革新开放的新形势下，包罗政治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术思想被大量先容和引进，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学说获得了全面先容，幷被引入中国政治学教育和运用于政治学研究。

从总体上看，相识和研究外洋特别是现今世西方政治学是须要的，正确认识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结果有益于中国的学术和政治实践。第三，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産生了一批记述和研究今世中国政治建设实践的学术结果。

这方面的结果主要集中在关注今世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视察和研究有关下层群众自治和下层民主建设的学术结果。近年来，政治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致力于中国政治生长与民主政治建设话语体系的建构，泛起了一批研究和总结中国民主建设的学术结果，日益引起了国际出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当前中国政治学存在的突出问题今世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生长起始于20世纪70年月末。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揭晓了着名谈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已往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忙补课。”今后，政治学、社会学等已往在中国被认爲是资産阶级僞科学的学科获得了恢复和生长。

中国的政治学科获得恢复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其生长处于相对落伍的状态。较之于同期恢复和生长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迅速生长厘革的今世中国社会实践的影响力较弱。革新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生长。

以革新开放以来中王法学生长爲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王法学界精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法体系的历程中，在提供智力支持、谘询计划和理论总结创新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王法学被广泛认爲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

相形之下，政治学界对于今世中国的政治建设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影响不大。二是，尚未建设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以革新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生长爲例，在新的历史时期，众多社会学者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深入下层、深入群众，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历程中，视察、记述和认识中国社会关系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爲特点、纪律，逐步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势派头的，以人类文化学爲学科特点的中国文化人类学学派，开发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学术生长门路。相形之下，中国政治学尚未形成具有显着辨识度的学科学术特点，尚未建设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从三十多年来政治学学科生长总体历程与现状上视察，当今中国的政治学，学习型、运用型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演绎性多于归纳性，批判性多于建设性。应当说，造成中国政治学生长迟缓，落伍于现实需要，落伍于相近学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果仅从研究方法论的领域和角度审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和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存在诸多问题，总体上仍然在沿用20世纪初、中叶中国政治学初创时期建设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从研究工具与类型上看，中国政治学以政治哲学研究爲主，政治科学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体内容、社会生长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之间存在很大距离，无法满足国家与社会生长的实际需求。

对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回首与思考从方法论的角度回首中国百年政治学术生长史，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学第一个学术岑岭得益于接纳和吸纳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开创了中国早期的政治学术。中国早期政治学术的理论体系是以梁启超爲代表的学者开创的以宪法、执法和机构爲框架形貌和归纳综合政治现象的“宪政体制论”。

“范式转换法”是包罗政治学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而“宪政体制论”则促成和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降生。它们在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生长史上发挥了不行消逝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生长，无论“范式转换法”抑或“宪政体制论”都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与价值，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今天生长中国政治学，创新方法论，一定要反思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大配景下的政治学方法论，幷从中获得启示以利于寻找新的生长偏向。

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术，重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观。（一）范式转换法中国近现代学术起源于中国近代“落伍挨打”的时代。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于民族危机。

爲了救亡图存，其时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知识分子打开眼界，向外洋、向世界寻求真理，寻求出路，最早的包罗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得以传入中国。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以致于社会科学领域，在方法论意义上，泛起了一个“范式转换”的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生存危机日益邻近的严酷情况里，一大批包罗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被先容到中国。这些理论大多形成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程中，是反映与归纳综合西方社会生长履历与纪律的科学思想。

当中国思想界接触和相识到这些其时先进的思想理论后，纷纷将其引入幷运用于中国实际。于是，一大批认识息争决其时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学术结果纷纷问世，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繁荣的时期。在社会科学领域，以范文澜、郭沫若、冯友兰、梁启超级人爲代表和典型，他们开创的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研究范式和取得的学术结果代表了谁人时代的学术水平，也开创了自那时起至今依然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及其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初创阶段运用“范式转换法”的一个范例。

范文澜、郭沫若、冯友兰、梁启超级人的研究及学术成就主要泉源于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亦可说是，接纳了新的“范式转换法”。所谓“范式转换法”的寄义是：受到新的理论结果和方法的启发，运用来自外洋、主要是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认识中国问题，重新审视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学术。好比，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术，重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观；郭沫若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德国科学考古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啓示，大大推进了甲骨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结果；冯友兰运用西方新实学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儒学，重新叙述中国哲学史，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20世纪二、三十年月，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及其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初创阶段运用“范式转换法”的一个范例。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巨擘，他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结果。在中国古文字学领域，他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四堂”之首。河南殷墟甲骨在1899年被发现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甲骨文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兴学问，而郭沫若从1928年流亡日本后首次接触甲骨文研究，短短数年内就从一个外行人一举成为甲骨文研究的翘楚。郭沫若在一个他原本生疏的新兴学术领域厥后居上，恰恰得益于他在甲骨文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

郭沫若之前的罗振玉等人的甲骨文研究，基本上是接纳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释字”方法。郭沫若在研究甲骨文之前，曾研读过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在一定水平上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929年，郭沫若翻译了德国史学家米海里斯（A.Michaelis）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米海里斯的科学考古方法给予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直接的啓示。郭沫若本人讲：“我自己要坦白地认可，如果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事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米海里斯的科学考古学给郭沫若的主要启发在于，从发生和使用古文字的历史配景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展现和分析文字自己的寄义。如郭沫若对“祖妣”“臣宰”等卜辞的破解和释义，是凭据他对古代群婚制和古希腊军事制度的相识而分析推断出来的。

西方其时兴起的科学主义考古学给了郭沫若以方法论启发，使他另辟蹊径一举逾越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取得了古文字研究的革命性结果。回首中国近现代学术生长史，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端于西学的引进，成就于运用西方工业化时代産生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中国历史，革新传统的中国学术，正是这样一次学术引进和学术范式的转换缔造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岑岭，也造就一代学术大师。冯友兰运用西方新实学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儒学，重新叙述中国哲学史。然而，今天的时代与形势已经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的变化。

当今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急速生长的大厘革时代，西方蓬勃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后现代的新的历史阶段；宽大生长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中，众多生长中国家步履艰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式。在当今时代，无论是蓬勃国家、生长中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境况，在后工业化、后现代阶段的西方蓬勃国家面临着社会价值观新调整，新社会结构中新社会矛盾的挑战；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长中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历程遭遇了生长的陷阱，难题重重；新兴工业化国家面临着国家急剧生长带来的社会不适应与冲突，还面临着与其崛起相伴生的与西方蓬勃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突。21世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新时代。

因此，包罗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社会，面临着大量全新的课题。而以往的种种理论与学说，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都面临着新的磨练，需要自我审视、革新，需要与时俱进。过时的理论、失去现实性的学术都注定要被历史湮没。以中国来说，当今的中国已不是一百年前落伍于时代、落伍于世界的谁人中国。

中国正在快速生长，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强国，正在靠近全面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中国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同时又面临诸多的难题和问题。

中国的实践和生长门路具有特殊性。在这样的国情和世情之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生长基本上不再具有一百年前那种依靠“范式转换”获得的“红利”。当今的中国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学者，不大可能像其前辈那样，直接运用外洋以及西方的某种理论于中国实际就能做出卓越的学术孝敬了。

“范式转换法”已经不再是包罗政治学在内的今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借助的一个主要方法了。厘革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换言之，也是理论落伍于实践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理论研究不是研究理论，而是要研究实践，总结实践履历，是对实践履历的总结、提炼和升华。

厘革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最需要原创性的结果。原创性的研究及其结果，应成爲厘革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但今世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以及研究方法却缺乏本应具备的时代精神，中国政治学原创性研究及研究结果相当匮乏，大量的研究事情还在沿袭百年来的“范式转换”的思路与方法。

这是今世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国存在的一个带有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二）宪政体制论从研究工具和内容上看，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近现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以西方近代国家爲主要视察工具，其基本视域限定于西方近代国家的宪政体制层面。

这种“宪政体制论”的研究方法肇始和集大成于政治学家梁启超。梁启超可谓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对后世影响深远。

梁启超晚年专心着述。凭据多年政治运动的亲身履历和在外洋考察游历所得政治知识，梁启超对中外政治制度举行了研究与梳理，依据宪法、执法和政治机构等三概略素，对于近现代西方政治体系举行了形貌与归纳综合。梁启超关于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论、方法论因具有初始性、开创性而对后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依然是中国政治学教科书先容政治体系的基本范式。如：教科书上将美国政体归纳综合为联邦制以及总统制，将英国政体归纳综合为议会制，将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等归纳综合为西方政体的基本元素等等。

早期政治学术理论体系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以宪法、执法和机构为框架归纳综合政治现象的“宪政体制论”。梁启超开发的宪政体制论，依据宪法、执法和机构从规范意义上形貌政治体系，是对政治体系现象与外观层面的展现，具有基础性的认识意义。但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究竟与执法划定和文字形貌有很大区别。宪政体制论隐含着一个关于政治体系性质的命题，即政治体系是一个以自由与平等爲基本价值的整合与分配社会利益的体系，所有的宪法和执法都是以自由、平等爲原则的。

宪政体制论，一方面形貌了政治体系的外貌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水平上限制了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实际运行的认识与明白，特别是没有进一步展现出所有政治体系在宪政体制之下隐藏着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恒久以来，受这一方法论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很大水平上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流于形式和现象层面的研究，而难于深化到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实践与结构层面的科学认知。探索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差别时代有差别的学问，差别时代有差别的研究方法。为适应时代生长，必须革新现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创新研究方法，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

创新生长今世中国政治学的新方法应转向与以往相反的路径，贴近实践、贴近履历，对于中外政治运行与治理实践举行直接的视察与归纳综合，提炼出存在于政治实践层面、操作层面的知识体系，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操作方式与规则。在此基础上，再经由恒久视察、分析与比力，逐步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和系统性的纪律性认识——政治学的新理论。（一）现场视察法社会政治事务是政治学的研究工具。

政治事务通常会以三种形态存在：理论表述、实际操作以及政治意图。三种形态的政治事务亦可表述为：有关政治事务的说法、做法与想法。所谓“说法”是种种公然的政治表述以及执法、规章、政策等；“做法”是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种种政治实践，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想法”是政治行为背后的初始念头，是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差别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

在政治体系表层的“宪政体制”之下，存在着掌握政治权力、操作政治事务的权力主体，这些权力主体组成了“宪政体制”之下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公然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是隐性的政治体制。政治学研究应当在政治事务的三种形态上展开，而不能仅仅限于其中某一种形态。

而在现实中政治事务三种形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其中的“说法”与“做法”相去甚远。文本与事实之间存在庞大差异，是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浩劫点。

在逻辑上，政治表述与操作以及意图应当一致，但事实上三者之间差距甚大。应当说在任何社会领域，文本与事实之间都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政治领域里这一现象尤爲突出，由此组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特殊难题，即“说法”与文本往往成爲研究与认识的障碍。今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形式是案头研究，以阅读文本为主要研究手段，但这幷不能保证把认识引向真相，有时甚至会形成误导。

以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工具把实践性很强的政治学酿成了“纸上谈兵”。今世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一次新的转型。

政治学者应当从重视文本转向重视事实，从研究“说法”为主转向研究“做法”爲主。在方法论意义上，刑事侦查学是与政治学十分靠近的学科。

政治学研究应当像刑侦学那样以“现场重现”爲首要事情。今世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从视察相识政治实践的基本事实入手，首先相识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实际状况，相识中国政治革新、政治建设、政治生长的实际历程。这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接纳的“还原法”，将推动政治学者的研究事情逾越以往政治学的普通知识，进入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政治运行与操作的层面。

搞清“做法”应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凭据笔者的实践体会，在搞清“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识“做法”与“说法”以致“想法”之间的差异，是达至认识政治事务的重要途径。政治事务的前提与条件以及内在矛盾性，往往可以透过三种形态的综合视察得以认识和发现，因此今世政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在很大水平上是在区别与联系的意义上掌握政治事务的表述、操作和意图。

我们认为：视察法应是今世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方法，其价值在于发现事实，重现现场，故而称其为“现场视察法”，这应当成爲中国政治学者能够熟练掌握与运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二）比力研究法研究工具的稀缺性，是政治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政治运动是由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集中转化而来，因此政治运动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政治现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表象背后的是，政治运动规模大、周期长、历程慢、重复率低。

从这个意义上，政治领域可以供视察和研究的工具相对稀缺。在这方面，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工具比力，政治学是研究工具缺乏的学科。

为克服政治学研究工具稀缺的障碍，在视察法的基础上，还需要大量运用比力研究的方法。比力研究的方法是从多个政治实体中选择工具举行视察和比力。比力研究可以在同一时空中增加政治学研究的工具，可以使研究者视察到差别生长阶段、差别国家、差别类型的政治现象。比力研究在一定水平上可以解决政治学研究工具稀少的问题，同时通过比力研究获得更多和更为深入的认识结果。

凭据笔者对于亚洲多国政治生长比力研究的体会，比力研究方法的主要价值在于从差别视察与研究工具之间的差异性和重复性中获得认识结果。通过辨析差别工具间的差异性发现研究的焦点问题，通过归纳政治现象的重复性寻找纪律性。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

在比力研究中，关注研究工具间的差异性有助于发现隐蔽于现象背后的政治事务的特性与矛盾，以利于确定研究基本偏向与焦点问题。人们常说，搞科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殊不知这种所谓“问题”自己就是问题！研究事情中对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前置性的，研究事情开始时的问题往往是笼统的、规模式的问题，而通过差别研究工具之间差异性的视察与思考，可以引导研究者发现研究工具的特殊性，确认需要解决的详细矛盾与焦点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纪律。这是比力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即通过关注差别阶段、差别政体中重复泛起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进而认识重复泛起的政治事务之间的关联性，深入分析认识政治事务之间的因果关系。

政治学研究中的普通知识一般是对已经发生的政治现象的形貌息争释，而政治学更大的价值在于对趋势的探讨和对未来的认知，即在一定水平上认识政治生长的纪律。比力研究有助于政治科学发现和预见政治运动的生长演变趋势，有助于发现政治运动的纪律性。（三）典型观察法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加入”问题。

“加入”是一个社会学的观点，是指科学研究中获取准确信息资料的手段和途径问题。应当说所有科学研究中都在差别水平上存在加入问题，而政治学领域加入问题最爲突出。政治运动具有隐秘性，越是事关全域、事关权力运行的事物越具有隐秘性。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搞清事实，而政治学因加入障碍，研究者对于重要政治实践与事实缺乏相识手段和途径，普遍存在着信息差池称问题。如何克服政治学研究中信息差池称的难题？典型观察是一种救援方法，可以在一定水平上淘汰信息差池称问题。所谓典型观察方法是选择社会政治实践中，主要发生在地方与下层的具有重要影响和典型意义的事件、案例、典型举行专门研究。

典型事件往往集中反映了政治实践、政治生长中问题与矛盾，同时可以展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实验和措施。在革新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各地泛起了许多政治体制革新、行政体制革新的典型案例，这些典型産生于今世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生长的实践，反映了今世中国社会生长的客观需要和趋势，是认识今世中国社会和政治生长的重要“窗口”，可以资助人们从局部推断整体，从“窗口”视察全域。相比全域与高层政治事务，研究地方与下层政治事务中的“加入”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时代的生长，中国的进步，召唤着中国政治学的生长。需要是科学生长的最大动力，今世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生长提供了研究工具和条件。厘革与生长时代的学问是实践的学问。今世中国的政治学者应越发注重向实践学习，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从以研究“知识”爲主转变为以研究“问题”为主，更多地接纳实证性与履历性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息争决详细问题中发现纪律，归纳与提炼理论；注重政治学研究的原创性，注重专门知识（Know-how）的发现和发现，从专门知识中提炼普通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相反。

我们相信根据新思路，接纳新方法，可以鼎力大举推进和生长今世中国的政治科学，促进政治学对中国的生长与进步做出更大的孝敬。（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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